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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对谈”:跨学科的传播学经典演绎对话艾利休卡茨(Elihu Katz)

    作者: 艾利休•凯茨对谈小组:潘忠党、陈韬文 发布时间:2010-10-15 15:14:00 来源:《传播与社会学刊》
        关键词: 传播与社会学刊 第3期 学术对谈 跨学科 传播学经典

      艾利休•凯茨对谈小组:潘忠党、陈韬文

      潘忠党现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传播艺术系教授。陈韬文为本刊主编。

      翻译潘忠党、萧小穗

      艾利休•凯茨(Elihu Katz):「传播研究定然是一个交叉学科的领域,依我看来,它总是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一方面,文化研究趋向于人文传统和人类学,不再聚焦传媒,另方面,主流的影响研究以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为根基,而制度分析正在重返社会学。传播研究领域所面临的挑战是将这些成份捏合在一起,并且教育学生去整合它们,而不是任其分流。来自这些分离倾向的最糟糕因素是这样一种错误的信念,即不同的问题必然限定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似乎文化研究只能是质化的,影响研究只能是量化的。」

      艾利休•凯茨生平简介

      艾利休•凯茨(Elihu Katz)是位社会学家,在其学术生涯中却一直从事传播研究。1955年,他与导师保罗•拉扎斯费尔德合著了《人际间的影响》(Personal Influence,1955)。这是凯茨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现已成为传播研究的经典之一。沿着该著作所呈现的路线,他继续探讨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之间在不同领域的互动,包括早期典著名社会学家詹姆士•柯尔曼(James Coleman) 等合作,探讨创新的扩散,以及最近以法国社会心理学家伽毕瑞尔•塔德(Gabriel Tarde)关于媒介、交谈、舆论和行动之间关系的理论探讨公共领域的构成。他的学术研究还拓展到其他领域。在1960和1970年代,他接受以色列政府邀请,在以色列从事引入电视广播的规划和研究,并在此后受英国曼贾斯特大学邀请,展开第三世界国家引入广播和BBC广播接收与效果的研究。与此同时,他还探讨了从传播效果到传媒使用的理论转向。其后,他的研究更深入到文化和社会的变迁、媒介事件与文化构成和再现之间的关系、媒介文本的跨文化解读,以及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等领域。他在这些领域的一些著作,已经为传播学界所熟知,包括《大众传播的使用》(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s,1974)、《休闲的世俗化》(The Secularization of Leisure,,1976)、《大众传媒与社会变迁》(Mass Media and Social Change, 1980)、《媒介事件》(Media Event,1992)、《意义的输出》(The Export of Meaning,1990),和《媒介研究的莫基文献》(Canonic Texts in Media Research)等。

      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凯茨先后任职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南加州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以色列希伯莱大学和耶路撒冷大学,并与不同学科——包括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和传播学——的众多学者合作。他的研究曾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以色列国家艺术发展委员会的资助。自1992年起,他受聘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校董讲座教授,同时兼任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社会学和传播学教授及应用社会研究所所长(现已从该大学退休)。

      凯茨是参与早期哥伦比亚传播研究而至今仍活跃于学术第一线的唯一学者,他的学术活动跨越多个社会科学领域,整合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取向,纵贯微观(如个人态度和选择的形成)和宏观(如文化的变迁)的分析层次,他的活动领域包括欧、亚、美三大洲的众多国家。他的学术成就不仅凸显了传播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特征,而且反映了传播学研究应有的全球视野。基于他的学术成就,凯茨曾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加拿大麦克鲁汉奖、德国博达(Burda)媒介研究奖,根特、蒙特利尔、巴黎、海法等大学的荣誉学位,并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跨学科的传播学经典演绎

      CS:传播与社会学刊

      EK:艾利休•凯茨CS:您是哥伦比亚学派建立的参与者。您如何讲述这个学派建立的故事?您如何看待这个学术传统、一些后来的学者们对它的批判,以及这个传统对进一步发展传播学的意义?

      EK: 在1930年代离开维也纳之前,保罗•拉扎斯费尔德就开始了对大众传播的开创性研究。他的研究着重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1)个人的决策,诸如消费选择、职业选择等等;(2)广播——在当时属于新媒体——的潜在影响;(3)探讨这些过程的实证研究方法和工具,及(4)持续这些研究所必须的学术「实验室」。综合这些方面的一项研究是他与贝雷尔森(Barnard Berelson)和高德(Hazel Gaudet)合作展开的跟踪问卷调查研究,目的是考察在1940年总统大选中,美国选民如何选择候选人。由于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的建立,拉扎斯费尔德有了他的学术「实验室」,使得1940年的大选研究以及后续的一系列研究得以展开。这些研究项目相互关联,均以发掘和解释决策过程中各种影响的流动为目标。这(哥伦比亚研究传统的建立)是社会科学中罕见的从事持续和累积性社会研究的案例,它建立了传播研究的基础。

      吊诡的是,这个成就受到了批判。批判者认为这个传统的研究削弱了大众传媒的力量。他们误以为,拉扎斯费尔德发现了媒介在「说服」和「(创新)扩散」过程中作用有限之后,他和他所领导的研究所也如此看待所有大众传播的课题。其实,即使在他探讨人际交流与大众传播在决策中的短期互动作用时,拉扎斯费尔德就清醒地意识到媒介所有可能的影响,其中包括那些他不曾研究的影响。他与默顿(Robert Merton)合作的论文以及他的其他论文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五十年后的今天,哥伦比亚学派是支撑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支柱,无论就其理论还是方法而言都是如此。与它并举的当然还有其他学派和传统。

      CS:您自1955年发表了《人际间的影响》之后,又继续从事创新扩散的研究。您如何看扩散模式所体现的社会和传播活动的形象?您觉得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媒介与人际关系网路?您觉得在多媒体时代,或者说在大众和人际传媒之间的区别日益模糊的时代,扩散模式有哪些适用的理论洞见?

      EK:拉扎斯费尔德发现,大众传媒网路与人际影响交错在一起。这一发现——至今仍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是重新链结传播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重要一环。它将关注点从研究媒介的直接说服效果转移到研究观点如何在一段时间内流动于社会网路之中,并经受过滤和诠释。各种社会科学,包括宗教史学、流行病学,以及二者之间所有的社会科学类别,都关注这一扩散的过程。确实,新媒体在这一扩散图景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同时,电脑也使得扩散研究者可以模拟和追踪影响的流动,这在四、五十年前几乎无法想像。有些新媒体确实在克隆大众传媒,也有些在促进人际交流。一个有待考察的大问题是这么多的新媒体,配以传统媒体的分众化(segmentation of aucience),是否终会瓦解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偏好「地方的」或全球的社区。类似这种远瞻型的问题一向是传播技术理论家们的聚焦点,也应该受到我们所有人的关注,无论我们自己喜好谈论的「效果」是什么。

      CS:您与英国学者布鲁默(Jay Blumler)于1974年导入了「使用与满足」的理论观点。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状况如何?这个观点与英国文化研究传统内发展起来的「新受众研究」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它们如何丰富了我们对「主动的受众」的理解?

      EK:(使用与)满足研究是在人们开始质疑传媒与受众之间的力量均衡问题之际登上舞台中心的。一旦人们意识到受众具有「能动性」(agency)——他们既能动(proaet)也受动(react),关注点便转向了使用与满足。哥伦比亚学派其实为这个取向腾出了理论空间,这尤其反映在拉扎斯费尔德和斯坦领(Frank Stanton)所编辑的论文系列中。这个传统仍然健在,虽然其理论建树继续欠发展。哥伦比亚学派的批评者认为这些受众能动性的研究解除了媒体的道德承担,似乎媒体内容生产者无须为某些年轻人模仿媒体所呈现的行为而承担责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批判者中的一些人也将他们的关注转向了一些类似的问题,以「接收研究」 或「受众研究」的名义声称发现了「主动的受众」。就我个人来说,我看不到「满足」和「接收」这两个传统之间有何根本区别。当然,(英国学者)索尼娅•利文思顿(Sonia Livingston) 提出,「满足」研究重在「使用」,「接收」研究童在「意义」(meaning)。这说法有一定道理。

      CS:在90年代,您与塔玛•李布思(Tamar Liebes)采用「接收分析」的方法考察受众对美国电视连续剧《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您觉得这条路线的研究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全球化的过程,尤其是本土和输入文化、文化保护与开放、文化多元与同质之间的关系?

      EK:「接收」确实是个凑巧吻合的概念,我与李布思采用了它,以考察风行一时的电视片《达拉斯》在全球的使用和意义,当然还有「满足」。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这过程中是否有「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美国的意识形态讯息如何得到传播。虽然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受众都惊叹该片所展示的生活水准,但是也看到了他们对其中隐含的价值观的抵制。当然,该片的制作者并没有将企业家——该片的英雄人物——表现为道义的典范。我们发现,趋于传统的观众尤其抗拒片中所呈现的锦绣豪华,受众对该剧的理解也有差异,更有意义的是,有些群体显示出对该剧及其意图的相当老道的批判能力。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几乎所有受众中模拟一种角色和关系的风气,也许是嵌入人们意识的一个模子,通过它,该片所宣扬或表达的价值(无论这价值的内容是什么)潜移默化地渗入受众的思想和生活。《达拉斯》的启示是,全球发行的媒体内容并不能自动地将不同的受众群体同质化,同时,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在很多国家,从电视诞生之时起,进口的美国节目就占据了突出地位,原因在于,当媒体无法回避地(也是很不明智地)作出24小时全天播出的决策时,他们就发现从国外进口比自产节目在经济上更划算,更何况本土艺术人才通常不敷需求。在我与乔治•维德尔(George Wedell)合著的《第三世界的广播》(Broadcasting in the Third World,1977)一书中,我们提出了将传统价值观和艺术形式引入电视媒体的种种问题,预想到在本土艺术创作价格高昂的情况下,进口电视节目与本土艺术会作之间的各种张力和冲突。目前,(电视内容的生产)看来更加开放,包括容纳本土节目,并向各地移民社区输送这类节目,现在(全球)有多个内容生产中心,多条产品流通的管道。

      CS:1970年代,您与麦克尔•葛维奇(Michael Gurevitch)等合作研究媒介与社会变迁,其中一个成果是1976年出版的著作《休闲的世俗化:以色列的文化与传播》。为什么传播学者要研究「休闲」 ?您觉得「休间的世俗化」是否具有超越以色列的普遍意义,能够帮助我们在理论上理解包括东欧和中国在内的转型社会?

      EK:文化可以称作是休闲的「内容」。如果媒介在大多数社会中占据了三分之二的休闲时间,那么传媒学者显然应当考察在这些时间内文化是如何得以传递和体验的。除此之外,这样的考察还可与其他有意义的问题相联紧,如休闲与工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不同职业和阶层选择媒介内容与休闲活动的差异。

      葛维奇和我将该书命名为《休闲的世俗化》是因为我们认为,当代休闲为社会提供了各种休闲活动的选择,可以取代构成传统社会的节日和仪式等休闲方式。比如,西方电视如何处理安息日,即如何按照安息日的传统文化而调整电视节目,是一个特别令我感兴趣的课题。< BR>

      CS:1992年,您与戴扬合作出版了《媒介事件》一书。「媒介事件」如何构成了我们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经验?这个概念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性质、麦克鲁汉的「媒介即资讯」的宣称,以及媒介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EK:所谓「媒介事件」即电视媒体隆重庆祝一些民族性或国际性「竞赛」、「征服」和「加冕」仪典的方式。它们(媒介事件)体现了电视媒体的威力,可以将重大的历史时刻同步和直接地传递给「每一个人」,令麦克鲁汉的「全球村」意念成为现实。它们证实了电视广播具有这份能力,尽管其他类型的电视节目包括《达拉斯》这类全球轰动的电视系列片——未能做到这一点。在此,我应当指出,破坏式的事件,如恐怖活动、灾难、战争等,正在日渐突出,令庆典式的事件不再独占鳌头(参见凯吉克和李布思,2007年,「和平不再」,载电子版《国际传播辑刊》第一期,https://edit.cass.cn/http/ijoc.org/ojs/indexphp/ijoc)。

      媒介事件是个理想的案例,显示仪式的传统形式如何可以创造性地转换为广播的语言。(前埃及总统)萨达特带去耶路撒冷的和平姿态、波兰裔教皇带给华沙的挑战等之所以改变了世界,原因在于这些事件向世界的(电视)实况转播;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世界杯锦标赛的确拥有联合世界的力量,皆因全球能够共同欣赏和接受竞赛的规则。这些确实都是全球化的力量。通过实况转播的放大,这些事件的内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们并非如麦克鲁汉所想像的来自技术设备自身的影响。

      CS:您长期探讨伽毕瑞尔•塔德的理论,以此出发探讨交谈在传播和舆论的形成,以及二者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您如何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这个概念的理论贡献?您如何看近年来学者们热衷于「商议」和「商议民主」的研究?

      EK: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大体上表达了早他五十多年的伽毕瑞尔•塔德的见解。塔德的模式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即印刷媒体为西欧咖啡馆提供关于时事的「功能表」激起交谈的恣意汪洋,并因此构筑起一定的公共舆论,为民主政府提供回馈。哈贝马斯哀叹平等涉足和开放的公共空间正在萎缩,因此挑起近年来的各种理论争论,包括对非正式政治交谈的现状(罗伯特•普特南)和交谈在民主政治中的核心地位(麦克尔•刹德逊)等的争论。我与两位同事在美国从事了一项全国范围的问卷调查,试图实证地考察塔德/恰贝马斯模式(媒介-交谈-舆论-行动)的运作。我们发现,政治交谈与人们对政治媒体的关注高度相关,通过交谈形成一定的政见(虽然这些政见并不一定具有内在的一致)、持有意见并意识到他人意见的个人更倾向参与政治。这一模式有待实证考察的部分是舆论如何回馈到政府及其决策者。我同意有关「商议」和「代议」民主的纷争有整合之必要。

      CS:总结您的学术生涯,您如何看待传播研究作为一个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

      EK:传播研究定然是一个交叉学科的领域,依我看来,它总是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一方面,文化研究趋向于人文传统和人类学,不再聚焦传媒;另一方面,主流的影响研究以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为根基,而制度分析正在重返社会学。传播研究领域所面临的挑战是将这些成份捏合在一起,并且教育学生去整合它们,而不是任其分流。来自这些分离倾向的最糟糕因素是这样一种错误的信念,即不同的问题必然限定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似乎文化研究只能是质化的,影响研究只能是量化的。

      对谈中提及的著作

      
    Blumler, J. G. , & Katz, E. (Eds.).(1974). 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Gratifications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Sage

      Dayan, D., & Katz, E.(1992). Media events: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atz, E. , & Gurevitch, M.(1976). The secularization of 的Ileisur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in Israel. London:Faber & Faber.

      Katz, E., & Lazarsfeld, P. F. (1955).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 Glencoe, IL: Free Press

      Katz, E. , Peters, J. D., Liebes, T., & Orlloff: A:(Eds.).(2003). Canonic tests in media research: Are they any? Should there be? How about these? Cambridge, UK: Polity.

      Katz, E. , & SzeCSko, T. (Eds.). (l 980).Mass media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Sage.

      Katz, E. , & Wedell, G. (1977). Broadcassting in the Third World:Promise and perform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iebes T., & Katz, E. (1990). The export of meaning: Cross-cultural readings of Dalla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英文原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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